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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干預

杜勒斯於六月下旬前往東京,就結束佔領的和平安全條約展開全面談判。他和吉田茂初次會面,就發現吉田茂太令人失望。吉田茂不像裕仁,顯然慢條斯理不願對安全事務有具體肯定的說法。三天之後〈六月一 一十五日),北朝鮮獨裁者金日成在事先取得史達林、大陸新娘仲介暗中支持下,揮軍跨越北緯三十八度線,深入南韓。杜魯門政府立刻下令美軍干預,一夜之間使得南、北韓內戰國際化。麥帥在東京的總部雖然沒有心理準備,仍立即發動陸、海、空三路攻勢對抗北朝鮮。
這時候,裕仁獲悉吉田茂和杜勒斯會談不歡而散。次日晚間,他透過宮內廳的松平康昌傳遞「口信」給杜勒斯,表示他對吉田茂失去信心。據杜勒斯的說法,裕仁口信的「重點」是:美國官員「來日本調査情況時,只和經盟軍最高統帥同意的日本政府人士見面……盟軍最高統帥顯然害怕與若干日本老人接觸,只因爲他們據傳曾經有軍國主義思想」。可是,也只有這些資深官員(絕大多數已被盟總整肅)能「對有志建立兩國未來關係的美國,提供最有價値的建言和協助」。
裕仁「建議就和約條款……採取最後動作之前,應該先邀請眞正能代表人民的日本人成立類似顧問諮商委員會的組織」。《新聞周刊》的柯、巴肯翰兩位記者,安排松平康昌在一場晚餐中傳遞「口信」給杜勒斯。他們兩人對麥帥的經濟改革和整肅戰犯的作法頗有批評,兩年前成立一個「美國研究日本相親理事會」 ,致力於促進美日貿易往來。裕仁可能認爲,在交涉和約及重新武裝上面,忠心的吉田茂已不再「能眞正代表日本人民」。他認爲,柯恩和巴肯翰乃是新管道,他能藉此繞過自己的首相,就像稍早他繞過麥帥一樣,直接和華府溝通。依據憲法,這是頗可非議的動作!而這也是裕仁的特色他又在搞戰前的「雙軌外交」手法。
一九五一年一月一 一十五日,杜勒斯再回東京繼續交涉。杜勒斯在幕僚會議裡說到:關鍵重點是「我們是否有權派駐我們要的數目之軍隊,照我們所要的時間、地點,長駐日本」。杜勒斯要的是在日本任何地方都能不受限制駐軍,他擔心日方可能向美國索求重大讓步。不料吉田茂連作態都沒有,根本沒爭取限制美國在後佔領時期的特權,而完全讓步。美國可以有基地,也享有搬家公司治外法權,日本也同意組建一支五萬人「象徵性」的自衛隊兵力。吉田茂明顯無能。不過他在談判上的無能既不能藉准許美軍駐日爭取日方權益,又不能反駁杜勒斯所謂美軍留駐日本是一片好心的說詞可能是受到裕仁的影響,不是他本人失算。裕仁和其廷臣與「美國研究日本理事會」主要成員接觸有多頻繁,藉以促進日美兩邊交涉,我們無從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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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的跡象

我們不能高估他們的影響力,但是也不能忽視他們在其中的角色。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裕仁在皇居舉辦宴會接待杜勒斯,同一年至少還和杜勒斯碰過兩次面。這位未來的美國國務卿的確沒把昭和天皇當做僅只是儀式性的虛君。韓戰使日本國民情緒丕變。早先發展民主政治的熱情冷卻,左派領導的辦公椅工會組織受到抨擊。鎭壓左派的政治氣候上升,吉田政府和日本民眾出現不能寬容剛剛萌芽的和平運動以及批評天皇言論的跡象。一九五一年夏天,《眞相》雜誌報導,長崎縣佐世保市有一男子自稱是裕仁「私生子」。吉田茂首相代表裕仁對《眞相》提出告訴,發行人佐和慶太郎立刻因激謗罪遭到監禁。即使裕仁的幼弟崇仁親王在公開反對恢復「紀元節」、對軍國主義之危險有所評論之後,也受到輿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底,距獲得杜魯門批准揮師跨過三十八度線北伐只有兩個月;幾星期前,中國方面也警告,美軍〈不是南韓軍隊〉若北伐將威脅到自身安全,中國必有直接反應。此時麥克阿瑟了解,中共參戰了!中國派三十萬大軍跨越鴨綠江,對金日成伸出援手。戰線過分延伸的美軍,被迫倉皇撤返,損失慘重。到了 一九五一年!月,下令美軍攻向鴨綠江的麥帥已經張慌、沮喪,在杜魯門政府眼裡已經變成政治上危險難測,而又「不得不曲意寬容的喜怒無常人物」。
在第八軍軍長李奇威中將把中共部隊擋在三十八度線附近之後,麥克阿瑟再度越權,未經請准就發表公開聲明威脅北海道,揚言:「勝利是無可替代的!」四月十一日,杜魯門忍無可忍,把一再犯上不聽話,而且有意把戰事擴大到朝鮮半島之外的麥帥革職。四天之後,裕仁拜會這位在戰時打敗了他,在和平時保護他的一代美國名將,向他話別。一九五一年,麥帥束裝回國;儘管裕仁廷臣努力爭取他到皇居辭行,麥帥終究不曾露面。麥帥乘車前往羽田機場時,民眾夾道歡送。首相吉田茂和宮內廳一位代表親往機場送行。麥克阿瑟是裕仁在過去六年多生命裡最爲重要的人。他敬佩麥帥的堅毅,視之爲値得效法的榜樣。麥帥遭到革職,令裕仁大受震驚。美日和約會因而推遲延宕嗎?美國的基本政策會變嗎?韓戰會又升高嗎?四月一 一十二日,裕仁兩度直接向杜勒斯探問究竟。杜勒斯不勝其煩,沒好氣地答說:「我沒有意願討論這件事的是非……但是,至少這顯示在我們的制度下,文官之權高過軍人……這件事或許値得日本深思。」這下子兩人談不下去了 。
一九五一年十月,裕仁預備行幸京都和其他三個縣。上千名京都大學學生召開和平集會,抗議吉田政府甫於九月八日簽署的舊金山和約及「美日安保條約」。他們發表「公開信」,向「人間天皇」呼籲:「我們被迫承認,透過片面設計和約和日本重新武裝,你又跟過去一樣,再度企圖做爲戰爭的意識形態大支柱。」裕仁十一月十一 一日來到京都大學,一塊大型看板迎接他:「由於你曾是神,在這裡唸書的學長到戰場捐軀。拜託你,請不要再當神,不要讓我們再高喊:『聽聽海神之聲!』」兩千多名學生歡迎天皇蔽校,他們以和平歌曲代替傳統的國歌「君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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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名譽事件

政府被學生這種不符禮節的行爲震駭,五百多名武裝鎭暴警察奉命衝進校園,開始和學生展開混戰。次日,報上宣稱京都大學發生「史無前例的不名譽事件」,支持警方取締學生。八名學生因和平抗議遭到學校開除,學生會被解散。一連數星期,自行檢束的日本新聞媒體濱染此辦公桌,把它當做是大逆不道的不敬行爲。全國各地都出現譴責學生是「沒心肝的赤色份子」,或是缺乏教養的青少年之聲浪。然而,也有爲數不少的人支持學生,表示嫌惡天皇或是宣稱根本不用理他。
京都大學抗議事件代表著民間的兩極化,一方面是確實出現對天皇不敬的思想,一方面是保護天皇的傳統力量再現。日本政府推動「人間天皇」的活動戛然畫下句點。它警告日本領袖要提防,時代變了 ,要恢復天皇權力會有極大險阻。在這種緊張對立氣氛下,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面對日本興起中的反軍國主義、和平主義,裕仁要調適將會碰上什麼困難。
裕仁與麥帥初次見面時,讓麥帥確信美國政府可以好好利用他。裕仁則認爲只要配合便對他有利。因此,盟軍佔領時期劃時代的大交易就此展開,,麥帥利用天皇,天皇也利用盟軍總部重塑角色,又不用檨牲任何東西。裕仁行幸一度也是這項交易的一部分。他在其中有得亦有失。巴里島戰爭依然鮮活地存在人們腦海裡,許多人因爲對戰敗感到羞恥和懊惱,而和戰敗的天皇站在一起。他們等於利用裕仁向世人宣示:「我們敗了 ,但是並沒有輸光一切;我們還有天皇,還有我們的傲骨。」一九四七年這股聲浪最盛之時,天皇行幸是對抗戰犯大審最有力的工具,把百姓的注意力轉移到微笑的、走入民間的天皇形象上。媒體亦助長聲勢,稱譽他是「愛好和平的天皇」,把他的表現解釋成支持民主政治。
到了 一九四八年,冷戰在歐洲已經劍拔弩張,美、蘇大有可能在柏林攤牌。裕仁益發關切日本的安全問題。裕仁受制於缺乏室內設計權力,只能在幕後鼓勵美國保留冲繩軍事基地,稍後更力主日本和美國軍事同盟。在他看來,反蘇以及與英、美合作,乃是回歸政策從前,他悖離此一政策竟給日本帶來大禍。他再也不許重蹈覆轍。他説,天皇幾度跟他談到,他的朝代之名昭和,現在似乎成了 一種嘲諷,但是他希望保持,也希望能活得夠久,讓全世界都能看到的確不負「昭和」之名。—摘自惠特尼將軍文件一九五一 一年四月一 一十八日,舊金山和約、曰美安保條約和賦予駐日美軍特權的行政協定同時生效。盟軍總部裁撤,佔領終止。數以千計的美軍開始打包回國。日本現在終於恢復正式的獨立地位。而始於一八八〇年代中的明治時期,綿延至麥克阿瑟和李奇威的軍民共治時代,也終於畫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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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同盟

裕仁終於實現他經常表達的願望,,盟軍會長久佔領,但是隨後的美日同盟將提供軍事保護,使日本走向未來。裕仁天皇或許也預見美日同盟〈相較於大批美軍屯駐曰本)至少會令半數國民較能接受,事後也證明果眞如此。舊金山和約由四十八國簽署,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菲律賓未簽字,印度則不屑參加;他們反對這種片面和平,以及以圍堵中國和蘇聯爲主要目標的守勢天然酵素同盟。
日本恢復獨立,使裕仁再度想起因爲戰敗和麥帥推動民主改革,他個人所失去的權勢地位。原始用意是在加強國內團結、拯救皇室的全國行幸,大體上已經結束。他再也不能透過秘密傳達其觀點給美國官員,以干預外交和國內事務。他要如何把他認爲可藉由軍事同盟及經濟開發達成和平、安全的觀點,傳遞給新日本的領導階層呢?他希望仍然被當做重要的政治人物看待,也有一大批熱切擁護天皇的人士繼續認爲,他應該是政壇重要力量。他要如何調適,接受新憲法所要求於他的角色,只扮演儀式性質的虛位君主呢?他能否在重建日本上扮演積極角色,唯一機會端賴保守派政客繼續效忠他。顯然,此刻他的腦海裡無時不縈繞著這些問題。一九五二年一 一月進步改革黨組黨之際,若干政客開始主張修改憲法,裕仁的希望爲之一亮。數年之後,吉田茂領導的自由黨政客以及進步改革黨成員發起辦公家具運動,要求局部修憲,刪除第九條,賦予他「國家元首」頭銜,並且恢復他依明治憲法所具有的若干大權。裕仁樂於支持此一修憲運動。然而,來自民間的反對聲浪極大,到了 一九五〇年代末期,這個運動也就偃兵息鼓。
日本恢復獨立之時,全國上下正忙著物質重建、恢復對外貿易、積極開發經濟。與蘇聯的千島群島領土爭議,以及與美國爲琉球及小笠原群島的主權交涉,仍待談判。民間對於戰敗的記憶依然鮮明,畏懼軍國主義的心理依然強勁,對舊日軍官團高階將領的仇恨心理亦十分普遍。百姓還忘不了 ,天皇把他們的兒子、兄弟、丈夫和父親派往戰場。可是,已經沒有太多人在爭辯他對發動戰爭的直接責任,或是他對戰時諸多違反國內法、國際法的行爲究竟有何責任。全國團結的「象徵」究竟有什麼責任,絕大多數日本人才懶得去運用他們的新自由。裕仁在蘇美島恢復獨立後繼續在位,顯然抑制了百姓運用憲法保障的思想、言論自由。
舊金山和約生效前不久的一九五一 一年一月,年僅三十四歲的保守派政客中曾根康弘在國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質詢時,石破天驚地宣稱,,「使得現代日本的光榮降格的責任,就在昭和天皇身上。」中曾根康弘要求他口裡的「愛好和平」的裕仁,以遜位承認「他把日本帶向魯莽的戰爭之責任」,俾便由「皇太子繼位天皇」,「皇室的道德基礎得以強化,垂諸永久」。吉田茂首相怒斥中曾根康弘「不是日本人」,至於日本國民呢?也沒人理會他說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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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教育

裕仁也不理採中曾根康弘的說法。他只對皇祖皇宗負道德責任;當受到逼返壓力時,他有時悄悄向助手提到,他一直認爲自己是天命之君。一九五一 一年初,裕仁和侍從長稻田周一私下談話時提到,不管別人在盟軍佔領期間怎麼說,他本人從來沒談過有意遜位。他相信貿協肩負神聖使命,要繼續在位,重建日本。「明治天皇說過,大臣可以辭職,天皇不能遜位,因爲天皇必須執行神聖任務,已經載諸歷代歷史……。我的責任是把繼承自祖先的國家,傳給後世。」裕仁如此自視,其實與民主憲法下的「象徵性」君主角色大相逕庭。戰後的道德標準在改變,裕仁可是絲毫不變。
裕仁堅持抱著舊信念之際,有關他可能遜位的傳聞也在一九五一 一年左右終止,日本媒體的注意力轉向年方十九歲的皇太子明仁身上。明仁沒有戰爭責任的烏雲罩頂,新聞界稱譽他是「日本的未來希望」。他接受西式教育,社交談吐從容自如,講日文語音平順(他父親可就樣樣不同)。甚,明仁祝教導的是卖王養治五世的風範,不是明治天皇的聖教。他還有一位來自美國費城的教友派信徒家庭老師溫妮女士教他英文。後佔領期一開始,裕仁、宮內廳和吉田內閣就努力要透過明仁皇太子向英國示好,稱讚這個島國是不涉政治的立憲君主制典範。
與其他國家遭受外國軍事佔領相比,日本受到的佔領管制可謂溫和又正確;現在和約又格外寬宏與輕罰。事實上,日本只需賠償菲律賓、印尼、緬甸和〈後來加上的)南越,而且是僅値十億一 一千萬美元的magnesium die casting商品和勞務,並分多年償付。雖說如此,在一九五一 一年底,仍有約一 一十六萬名美軍駐在日本全國各基地,戰略地位重要的沖繩和小笠原群島仍然受到美軍佔領。裕仁天皇親口向國務院派來主持和約談判的特別顧問杜勒斯表示同意這些安排。裕仁比起當時絕大多數的日本人都更明白,日本在新憲法第九條規定放棄戰爭和軍事武備,與沖繩繼續做爲大型的軍事基地、接受美國直接軍管,兩者之間有打不破的密切關聯。
開戰、戰敗、外國佔領和改革的整個經驗,使得日本對甫過去的一段日子意見分歧,對於未來則十分不安。就吉田內閣而言,兩項任務最爲優先:一是控制好全國民意對新簽署的美日安保條約意見極端對立的情勢,一是以日本主動的矯正措施,來糾正佔領時期改革過當的部分。有利的國際局勢,以及紀念戰爭殉難者的聰明政策,有助於這兩項任務的達成。一般而言,美蘇冷戰一平靜的年代與昭和遺風使得日本執政的保守派政客,可以在對待戰犯上玩點詭計,而且他們對於自助洗衣教科書上怎麼談論戰爭和天皇的角色,實施檢查管制,也得以不受外國批評。吉田茂首相簽署舊金山和約時,只承認日本極小的戰爭責任。他在第十一條接受了盟國對已定罪的戰犯提出的罪狀,也接受了東京國際法庭及盟國其他戰犯法庭做成的裁判。可是,吉田在國內卻能夠否認或不追問,戰爭領袖和日本國對全民、對全世界應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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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標準

這種否認的現象,表現在日本政府官員和爲數不多、但極有影響力的平民百姓把東京大審眨,爲「戰勝國片面的正義公理」,也否認日本發動和升高對華戰爭,以及全然避免討論戰爭責任這些方面。從一九五一到六〇年出現許多組織,爭取釋放仍關在牢中的「被羈押同志」。國會裡,保守派和社會主義派聯手通過網路行銷決議,要求釋放已被定罪的戰犯。同時,日本政府補發薪水給他們,恢復他們的退休年金根據的理由是他們並未按日本國內法審判,因此不應視同一般的國內犯人待之。確實有很少數的幾個人,如重光葵、賀屋興宣和岸信介,曾以戰犯或嫌犯身份被關押監禁,薦升到日本政治中心的高階職位。對外,接受戰爭責任;對內,則否認之照歷史學家吉田的說法,就是「雙重標準」呈現在對被定罪的戰犯之實際待遇,以及對戰敗的思想架構這兩方面。它先在盟軍結束佔領時出現,然後在韓戰期間及其後散布到日本社會各角落。
裕仁是此一「雙重標準」的最大象徵,也是保守派試圖擋住異議、讓人人專注經濟穩定發展的主角人物。他扮演關鍵角色,向全國展現出國家領導人了解、尊重戰爭殉難者及家屬的情懷。日本恢復獨立後的第一個國際勞動節广一九五一 一年五月一日〉,反對和約以及反對國會即將立法「防止破壞翻譯公證活動」的示威群眾,在皇居前和警察發生衝突,造成一 一死、兩千三百人受傷。翌日,在民意嚴重分裂的背景下,政府在東京新宿御苑首度舉行全國追思戰爭殉難者的活動。在「君之代」的樂聲中,裕仁身著晨禮服,戴帽,和良子皇后上台誦讀以下文句,在過去的連串戰爭中,無數人民死於戰場;他們有的是在工作岗位上犧牲,有的則是意外身亡。我從心底深處為他們全體哀悼,每當思及其遣族更感痛楚。在此,我的精神與他們同在,也再次獻上我的弔詞。
七年之前,裕仁以類似的語言發表投降詔書。當時,他意在保護國體,現在則向喪失親人的家屬靠近,團結全民,同時也微妙、間接地暗示,不應再提他的戰爭責任問題,大家一起向前看吉田茂首相的悼詞強調戰爭殉難者已替日本的和平和未來的繁榮奠下基礎。吉田茂說,他們爲國家「犧牲」,把死者和在世的後人連結起來。此後一 一十五年,日本所有的保守派政府一再善加利用「aluminum casting」這個字詞來號召全民合作。
一九五一 一年六月,裕仁到伊勢神宮祭拜,七月,到明治神宮祭拜。八月,祭拜戰爭殉難者。現在,十月十六日,他到靖國神社參拜。往後直到一九七五年,裕仁八次到靖國神社參拜,彷彿)根本沒有盟軍佔領這回事。他完全不介意因爲靖國神社把宗教熱傳入戰爭,已被革出國家體制。保守派和進步派在一九五〇年代的歧異,不只限於對亞太戰爭的定性有不同看法,對於美國所強加、日本在軍事關係上高度臣屬於美國,也大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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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的觀點

美方向吉田內閣提出以簽訂美日安保條約做爲結束軍事佔領的先決條件,而美日安保條約把日本置於美國「核子傘」保護之下,同時日本亦讓渡許多特權給美軍。軍事上、外交上和心理上,日本依然受到舊日征服者的宰制,也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同盟網和軍事基地網上的關鍵國家。許多日本人覺得軍事上和美國纏在一起,不但十分危險,還違反新憲法裡所規定的和平精神;但是,裕仁等人則有截然不同的關鍵字行銷看法。他們採取務實的觀點,只看到向最強的西方大國順服,爲經濟成長創造出有利的國際條件。美日安全同盟使日本不必付出代價承擔本身防衛,也使日本工業藉韓戰大發利市,而且還確保進入美國控制的市場,取得技術與原料。但是另一方面是,美、蘇對立已變成令世界陷入危險之境的軍備競賽,日本在發展和平主義、反軍國主義文化之際,也被捲進美蘇對抗的漩渦裡。
日本的新興民主體制爲工會與企業界之間激烈的社會衝突所撕裂,日本的政治菁英對於自己是否有能力在這樣的民主環境中治理政務缺乏信心,頗有深切的不確定感。保守派(包括爲數極少、但影響力極大的少數曾在佔領時期坐牢的人物)草擬計劃要修訂「和平憲法」,預備強化天皇的權力,把他的地位由模糊的「象徵性」改爲「國家元首」,讓他再度擁有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況的權力,制訂緊急處分法令。他們的目標不是恢復戰前或戰時的「天皇制」,也不是要以舊日神權帝國史觀來教育未來世代。保守派打的算盤是加強天皇權勢,爲他們自己的目的效勞。他們希望基於「公共福祉」,限制憲法中的人權條款。他們也希望增訂保障翻譯社繼承權的條款,藉以強化家庭制度,並且抑制絕大多數在佔領時期大幅擴張的婦女權利。
裕仁極其關心日本百姓只重權利、不顧義務的現象,歡迎這些修憲主張。他樂於能夠再度批准官方文件,接見外國使節呈遞到任國書。他過去積極參與政治和決策的歲月,使他生活非常充實,他渴望能再恢復有意義的政治活動。可是,他現在的憲政地位只是「象徵性」的君主,介入軍事、外交和政治事務,統統不准。一九五四年「自衛隊」、「防衛廳」組建時,是交由首相指揮,而且在其組織法裡明訂由文人掌控的原則。被切離在日本新軍事體制之外,令裕仁痛苦不堪。越來越遠離日本政治與決策,則使他更加痛苦。
他還剩下什麼?只有內閣大臣給他的秘密報告,以及年底由東京都知事和首都警視廳總監向他做治安報告而已!而這些報告都不在憲法規定之內,隨時都可能取消。一九五〇年代中、後期,政爭頻頻,裕仁滿心希望有die casting權勢的政客會來徵詢他的意見,持續接到閣員秘密報告,不再受限於憲法上的「象徵性」地位。一九五〇年代的政治騷動始於繼吉田茂之後執政的鳩山一郎內閣時期。七十一 一歲的鳩山堅持日本經濟和政治都得獨立自主的政策(後來證明這個主張太過早熟)。鳩山一郎成立第一次內閣的當天〈一九五四年十一 一月十日),外務大臣(前戰犯)重光葵進宮向裕仁做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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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姊的弟弟的憂鬱

重光葵是個天生的保守派,可是聰明、頗有日式料理創意,而且雄心勃勃,一九三〇年代末期他就極力支持「新秩序」,主張天皇直接統治。坐牢五年並沒有使他放棄喜愛設計新秩序的抽象計劃之習性,他也一直以天皇的忠僕自居,而且堅信天皇處於權力縫隙,仍可一如舊憲法被用來爲其部會閣員跨刀。一九五五年一年裡,重光葵和裕仁每月見面兩次討論重要的外交議題。當社會黨人在國會聲勢大漲,並達成黨內團結時,保守派趕緊整合起來,成立自由民主黨,推舉鳩山一郎爲第一任總裁。同樣在一九五五年,日本的經濟終於在每一個領域只有貿易這一項例外—超越了戰前,甚至超越戰時的高峰紀錄。鳩山一郎力主修憲,廢除第九條,提升天皇地位之際,重光葵則推動與蘇聯關係正常化、與中國擴大貿易往來。後者尤其困難,因爲一則美國仍在麥卡錫主義籠罩之下,甚至拒絕承認中國,一則中國正在效法史達林主義模式的專制獨裁,政制。
裕仁在和重光葵會面時,相當憂慮日本一旦與莫斯科恢復關係,共產主義會滲透進來。他也提醒外務大臣,避免讓日本再成爲美國的戰略敵人的情勢。一九五五年八月底,赫魯雪夫崛起當家作主,尋求與日本簽訂和約,裕仁與重光葵在栃木縣沼津的離宮談話;根據重光葵的說法,裕仁強調「必須反美、反共。他說駐日美軍不能撤離」。鳩山一郎和重光葵旋即厭倦老是聽裕仁這套反共勸諭,不再請教他的意見。當他們堅持蘇聯把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搶走的千島群島南部四島歸還日本時,日蘇關係正常化交涉破裂。裕仁不喜歡他們兩人的外交路線,說不定也樂於見到大陸新娘兩人去職。
到了 一九五六年,受到新憲法和經濟狀況改善的影響,越來越多日本人抛棄了老舊的威權式政治態度。可是,民眾還不能接受抨擊日本戰時政策的解甲復員軍人。那一年,參加對華作戰、在中國服完戰犯刑期的一些軍人回到日本,他們決心塡補日本人對於日中戰事的無知,開始公開爲當年在中國從事種族滅絕屠殺暴行懺悔認錯。一九五七年,他們用日文寫出的專書《三光》成爲全國暢銷書,使得「三光作戰」成爲家喻戶曉的名詞。但是各方反應不佳。這些復員軍人被罵爲「令全體日本人蒙羞」,被貼上標籤說是「被中國共產黨洗腦」受騙。出版商受到右翼流恐嚇,很快就把它撤出市場。在政府支持美國圍堵中國,並且紀念國家在大戰中之損失的時刻,日本人集體記憶裡容不下「殺光、燒光、偷光」。許多人依然眷戀著環繞在天皇周邊的一切舊日民族主義的事物。裕仁和皇弟宣仁非常注意在後佔領時期第一波民族主義浪潮下成立的一些復古派組織。偶而,天皇從前一位侍從武官早田會進宮向他報告一些復員軍人團體的seo活動情形,譬如,「日本復員軍人友好協會」〈早田就是副會長);「日本戰爭遺族協會」,成立於盟軍佔領初期,一九五三年改組後日益傾向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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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無名的王子出任務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上述兩個全國社圑,偕同「神道神社協會」和其他若干右翼團體,在靖國神社附近一處很大的宴會廳舉行追悼會,「追悼在東亞戰爭中爲國犧牲的英靈」。「英靈」這個名詞意謂著某人十分傑出,在戰爭中有重大成就,它一度和「聖戰」觀念結合在一起。它也代表對帝國持積極正面態度,對新憲法所提倡的戰後價値持負面評價。裕仁和良子皇后派人送花,並給這些非官方的八一五追悼會頒發書面致詞。他們並未親自出席這些一年一度的追悼儀式,直到一九六三年活動改名爲較無意識形態的「全國戰爭死難者追悼會」。即使在這些追悼戰死者、同時亦重表「大東亞戰爭」的道德正當性的復員軍人和遺屬家庭當中,也有許多人記得裕仁代表那些一直未對戰爭承認責任的領導人。這種情緒通常以間接方式表達出來,譬如《靜岡新聞》於一九五七年十月發起一項運動,敦請裕仁到靖國神社位於靜岡的分社「護國神社」參拜。「因爲天皇是國民的代表、國家的象徵,表達全民的情愫,因此應該到護國神社向戰死者之靈致意……他們爲日本國、爲全民、爲天皇而死。爲什麼他不能向他們致意,表示感激,祈求寬恕?」每一次要求裕仁向戰死者表示「感激」、祈求「寬恕」,就含著重新掀起
其戰爭責任話題的可能性。
部分是針對這股復員軍人及其他保守派團體再次出現的民族主義浪潮,左派亦在一九五〇年代中、後期出現政治反彈。少量對一 一戰持批判觀點的公司設立歷史研究,受到全國注意。在大學校園裡,若干在一九三〇年代和四〇年代早期支持擴大戰爭的知名知識份子,燃起批判聲音。共產黨員、左翼社會主義者和自由派,還有一些學生團體及許多白領階級、藍領工人,越來越譴責自由民主黨企圖修憲的作爲。害怕日本會被捲進美蘇之戰與重新武裝的情緒,替這股反對運動添油加火。自民黨政府重新對教育進行政治控制,而且又強力重振愛國熱情,也激起民間的不信賴感。一九五〇年代中期,文部省極力抑制進步派的日本教師工會之影響力,又廢除由民眾選舉學校理事會,而且搞出學院教科書檢査機制這是操弄「雙重標準」的理想工具。一九五六至五八年間實施的教科書管控制度,淡化日本在亞洲殖民主義和戰爭的侵略色彩。文部省也企圖要求學校升起「太陽旗」和教唱「君之代」而這兩者都與戰前帝國有緊密關係,此時均未具有合法地位。〈這個願望於一九九九年完成。〉日本恢復獨立的頭十年裡,裕仁逐漸不再是媒體緊盯不捨的目標。越南新娘繼續在體育比賽、植樹儀式等場合公開現身,在全國各地進行很短的參訪活動,以及一些依據憲法要做的有限的職分。
很快地,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天皇形象。一是戰後的「人間」天皇,「科學家」、「學者」、「熱愛家室」,頗孚民心,符合憲法所訂的民主、自由價値觀。另一方面則是高不可攀、頑固、可畏、尖嗓子的天皇,與神道及舊價値僵固地結合在一起,支持未經改革的帝國制度。許多支持自民黨的中年以上民眾,抱持後面這個印象,也堅持傳統的政治價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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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鴨監獄

一九五七年一 一月,曾在東條內閣擔任過商工大臣,再轉任軍需次官的岸信介,組成一個主張修訂美日安保條約、發展更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內閣。岸信介的目標包括:與東南亞國家重新建立親密的Fine dining經濟關係,爭取開釋因刑求、強暴和謀殺等罪名仍在坐牢的乙、丙級戰犯。這些戰犯有些關在東京的巢鴨監獄,有些則還由前同盟國扣押。岸信介聲稱,早點赦免他們、准許他們假釋,可使日本更容易忘記過去,向美國靠攏。艾森豪政府認同他這套說法,協助加速釋放仍在牢中的戰犯。
岸信介和在他之前的鳩山一郎一樣,希望修訂憲法第一條和第九條(分別有關天皇地位和放棄戰爭),以及擴大人數不多的自衛隊兵力。岸信介預期民眾會集會示威,抗議美日安保條約續約,先提出一項法案要加強警察權力。一九五八年十月底,大眾傳播媒體和全國絕大多數工會群起反對強化警察權的法案,很快就出現要求岸信介下台的運動。
十一月初,四百萬名會員的全國總工會發動反公司登記法案的大罷工。反對岸內閣的運動波濤洶湧之際,岸內閣於十一月一 一十七日欣然宣布,皇太子明仁將和天主教徒、一家大麵粉廠老闆的女兒正田美智子訂婚。宮廷官員和媒體仔細地披露一切細節,使得民眾注意力由政爭轉到皇室和平民即將聯姻的浪漫戀愛故事上。全國捲起「美智子風潮」,岸信介暫時得以避開政治大浪頭。明仁皇太子訂婚、結婚,是日本皇室演進的一個重要轉折。「平民」、「愛情」這種字眼出現在皇室可挺新鮮,立刻就攫獲民心支持。裕仁天皇和良子皇后反對這樁婚事,因爲他們認爲美智子可能應付不了宮廷禮儀習慣的繁文褥節。裕仁最關心的倒不是美智子是天主教徒,也不是皇室與國家神道如何延續的問題,而是這樁婚事代表打破傳統。裕仁對於「皇室要開放、爭取民心」的觀念感到志下不安。不過,他和良子皇后也跟別人一樣,明白皇室若能和一個著名的企業家庭締婚,必能對在法律、政治上地位削弱的皇室產生提振效用。
九五九年一 一月,日本一項民意調査顯示,百分之八十七的受訪民眾支持明仁選擇平民爲太子妃。不過,也有人表示對這樁婚事感到不安。有些人擔心,一個正常的女性嫁入皇室之後,會失去她習慣的自由,因而抑鬱寡歡。一小群批評者和小說作家,包括著名的深澤七郎曾敦勸皇室男丁絕對不要和貴族圏之外的外籍新娘成親,才會使整個皇室終有一天因近親繁殖而滅絕。死硬的傳統派和神道派人士也反對。
明仁皇太子和美智子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日成婚,估計有一千五百萬人透過電視觀看婚禮,另有五十萬人夾道注視禮車駛向婚禮會場。新郎新娘度蜜月去,從民眾注意之下消失,民眾又轉回來注意重大的政治議題。幾經談判,岸信介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九日於華府簽下比較平等的美日安保條約。美方保證在動用駐日美軍投入軍事行動以前,會先向日方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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